《泰坦尼克号》画外话

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成为人们特别关心的话题。我们不仅从这个荣获十一项奥斯卡大奖的巨片本身，同时也从这种与此相关的轰动世界的文化热潮中，深深感受到了现代艺术的力量。

影片通过艺术地再现本世纪初的一起沉船事件，再现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和社会，把等级、思想、文化的差异和矛盾集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把爱情和人性放在即将失去的时空中展示给我们看。在过程的叙述中，包含着历史意识中的道德精神，人文意义上的生命价值和古老而永恒的爱的主题，在沉船与爱情的双重悲剧里，隐现出人类处境的有限性与不断要达到彼岸的理想之间的无法克服的悲哀，那种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生存无奈，伴随着海水的冲撞和船体的断裂声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但在死亡逼近的恐惧和面对自身能力有限的痛楚之上，影片颂扬了人类的友善、勇气和牺牲精神，希望这个世界“爱无止境”。导演用他独特的电影语言，把历史的逻辑和艺术的逻辑，把对人的终极关怀和现实理解，把现代高科技和现代影视观念，完美自然地统一在一起，融会贯通于跌宕起伏、气势宏阔的视听审美之中，这也就是《泰坦尼克号》所特有的整体性艺术结构和魅力。

《泰坦尼克号》耗资2．5亿美元，目前票房收入已经突破14亿，这种高投入高产出、大制作大轰动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及它在全球所激发起来的一浪高过一浪的电影热潮，我们还很难做到，而且也未必就是我们的方向。但在创作思路和观念上，我想我们应该能从这一文化现象里获得一些启示。

深圳风采周刊近期的《泰坦尼克号》专缉，封面上印着：“史实·艺术·眼泪·钞票”，把这四个不怎么相关的词凑在一起，有些耐人寻味。仔细琢磨其要义正在它们的结合上。《泰坦尼克号》的最突出的、最不寻常的、比其他影视制作都更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它把看上去不搭界甚至对立的东西巧妙地融合为一体，创造了一种超越单项之和的整体效应。

先说“史实”问题。故事片《泰坦尼克号》是根据1912年4月14日英国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与冰山相撞沉没、1522人丧生的海难始末创作的。电影拍摄前，导演卡梅隆对“泰坦尼克”号的历史和有关知识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调查研究，把一些长期以这次海难为研究及创作对象的专家聘为他的顾问，他还亲自下到距洋面2．5英里的海底拍摄了“泰坦尼克”号残骸。他们力求真实再现“泰坦尼克”号的原貌，在新造的“泰坦尼克”号上，就连餐具的样式和地毯的花纹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但是，这种对史实的尊重，并没有妨碍这部影片的艺术创造。它居然把“极为准确”的历史事实与极为浪漫的艺术想象，合理地、天衣无缝地缝制在一起。使人觉得，如果去掉了它的艺术虚构部分，尽人皆知的历史事件便索然寡味；如果离开了历史框架和史实细节，虚幻的神话很难引起当代人的兴趣。既想知道存在的奥秘，又不满足事实的转述；既渴望情感精神的升华，又不能容忍凭空编造的故事；需要的是“现实神话”，富有神话精神的现实和具有现实精神的神话。这可能是一种现代审美特点，或者说是一种审美时尚。这种时尚自然与信息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有关，所以在六、七十年代，纪实文学在西方盛极一时。真实事实同适度虚构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不仅在文学中，在电影、戏剧、摄影等艺术门类均有发展。此类作品都是实有其事、真有其人，但却加入了艺术家的构思、想象和虚拟，是在事实前提下的再创造，是对历史的艺术回视和观照。有学者认为：纪实小说以及纪实戏剧、电影的出现的理由是因为它再现了不能被艺术家们所想象出来的事实。也就是说，艺术家的想象和史学家的叙述都是有缺憾的，需要一种把两者结合起来的“事实的艺术”。它既是实际存在的，又是虚幻期望的；既是现实的，又是可能的。这在理论上始终是一个难题，也是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它在满足了这方面的要求的时候，在其他方面又带来别的问题。它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美学观念。如果卡梅隆认为在表现历史事件时不能有虚构，或者他自己认为可以有，而周围的理论家、批评家、甚至他的老板都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也就不会有《泰坦尼克号》，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泰坦尼克热”了。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泰坦尼克号》和《泰坦尼克号》现象，实际上是对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传统艺术理论观念和由此构成的“主体认识结构”的一种挑战。

关于历史，还有一点要说。历史当然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更改的；但历史永远是现在人对过去的看法，这也是无法改变的。《泰坦尼克号》也只能是今人对80多年前所发生事情的阐释。当卡梅隆在海下观察那沉睡了近一个世纪的“泰坦尼克”号时，他用的是90年代的眼睛和脑袋，他所得到的“灵感”，与他在好莱坞工作间敲电脑和洛杉矶快餐店吃热狗绝对分不开，他对那个历史的全部理解和认识、他的所有的兴奋和兴趣，都具有现代生活和文化色彩，是由现在的道德和社会需要所提出和支配的。人们关心历史，是因为关心当下和未来，“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是从历史事件里寻求现实问题的解释。人们重提历史，只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历史中挖掘出与今天人的认识相关的意义。对“泰坦尼克”号海难，已经有大量的事件报道和研究著作，并有小说和电影面世，在此情况下，福克斯公司和著名导演卡梅隆仍然不惜花费大力、投放巨金，将其再度搬上银幕，他们确实想创造一个“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的奇迹，但是，从评论的眼光看，潜在的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认为，“泰坦尼克”号上有今天时代和社会所需要的、新的、可开发的东西。作为艺术家他们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想借世纪沉船讲出他们对当代人要讲的话。

说到艺术问题，尽管人们对《泰坦尼克号》在人物、性格、心理、乃至某些情节多有挑剔，但很少有人从总体上否认它的价值。就审美习惯而言，也许我们更欣赏《乱世佳人》、《金色池塘》、《远山的呼唤》、《英国病人》等这样一些表现情感细腻、揭示内心深刻的作品。而《泰坦尼克号》则是另一种节奏、情调和风格，这种差别受社会、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反映不同的创作方法、艺术原则和美学观念，与导演的审美个性和艺术追求密切相关。在不断发展变化和多元共生的艺术世界里，我们不能总是用同一把尺子去度量不同方法和观念的创作，去简单地诠释和比较不同艺术流派的高低优劣。这也是我们评论界司空见惯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严肃艺术的地位不断受到动摇，电视、电脑以及各种通俗读物无不对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构成威胁。更主要的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对现代叙述方式的颠覆和对艺术思维基础的消解，给从事严肃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出了一个难题。电影的萧条和文学的徘徊，都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但事物是辩证的，它同时又孕育着新的更大的发展。我觉得，《泰坦尼克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新发展的成功和成熟。它在全球引起的狂热，说明严肃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像有人所担心的那样走向消亡，它不仅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而且完全可以创造新的辉煌。

以上两点如果涉及艺术的内在规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两个词：“眼泪”和“钞票”说的就是外部规律问题。前者讲的是艺术与受众的关系，后者讲的是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好作品未必受欢迎，受欢迎的不一定是好作品。但这话的真理性只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如果不是指群众的水平太低，起码说明你“好”得还不够，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马克思说的“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这个毫不含糊、不容置疑的观点。《泰坦尼克号》告诉我们，如果你“好”到一定水准，没有必要为群众的能力担忧。艺术的创造者和艺术的接受者，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他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习惯于把受众的一面看成是被动的。西方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映批评就是针对这种传统的习惯状态，出现的比较极端的理论思潮。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意义不是固定的客体，不是一种人们可以从文学艺术作品中获取到的东西，不像从硬壳里剥取出果仁那样，意义是人们在阅读过程中的一种经验。当然，意义不完全存在于文本之中，也不是纯主观经验的产物，而是两者互相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受众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忽视他们的经验和选择，忽视他们对文化艺术的走向和变化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更愿意把他们只看成是接受道德和美感教育的对象，甚至很自然地把大众审美和低层次、媚俗联系在一起。在我们探讨艺术的发展时，这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泰坦尼克号》值得认真思考的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它的所有成绩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完成的，是市场意识和行为的结果。这又给我们的理论家和艺术家一道难题。因为按照不少人的观念，真正的艺术是远离市场的，商业电影不艺术，艺术电影不商业。艺术一旦进入市场便是与一个堕落的世界同流合污了。如此看待艺术，那我们不仅无法解释《泰坦尼克号》现象，也无法解释十七世纪以来，这个世界在音乐、绘画、文学、戏剧、建筑等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的奇迹般的成就。从理论上讲，没有竞争才真正会造成艺术的枯竭，拒绝面对现实，害怕市场竞争，是艺术能力虚弱的表现。文化艺术市场是一个残酷的但却是大有作为的天地。福克斯公司也曾面临倒闭，最终是几部大片挽救了它，而不是靠背叛艺术家的良心维持生计的。在现代社会，艺术离开市场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市场运作，没有市场营销中的策划和炒作，没有代理和广告商的参与，《泰坦尼克号》肯定不是今天的这个局面。现在，福克斯公司用《泰坦尼克号》堂堂正正获奖，大大方方拿钱，你可以研究它的艺术，也可以讨论它的促销，它什么都占全了，这还不值得我们仔细想想吗？

综上所述，艺术和历史现实的关系，艺术的发展和变化，艺术和接受对象的关系，艺术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艺术研究及艺术创作应该重视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一切成功之作中吸取营养来丰富和发展自己，让艺术之舟在不断变化着的现实的海洋里乘风破浪，而不要把它变成一艘高贵、华丽、傲慢的，面对冰山转舵困难的“梦之船”。